解读《魏书·释老志》

◎ 阮忠仁

　 《释老志》为《魏书》最末一篇，内分述佛教与道教二家之略史。
　 《魏书》为二十五史（正史）中，北魏之历史书。正史皆为纪传体，《魏书》亦然。内分帝纪、列传、志三大类。“志”含天象、地形、律历、礼、食货、刑罚、灵征、官氏与释老等篇。
　　《魏书》为正史中之首创释老志体裁者，其中所述佛教史实，在诸正史中亦最详尽、有条理。后之诸史，虽间有《释老传》、《方伎传》、《艺术传》等收载佛门事迹，然皆不如《魏书》之可观。
　　魏收字伯起，北齐时钜鹿（河北晋县）人，曾官中书令，兼著作郎。北齐文宣帝天保二年（551），奉敕撰《魏书》，乃据诸家魏史，并采辑遗事轶闻，三年后书成。原书一三0卷，今存本仅一一四卷，为刘恕、范祖禹所校补者。
　　《魏书》之评史态度“党齐毁魏”，其对人物之评颇为当时人所不满，且作者生性轻薄，故其书被称为“秽史”，盖谓该书持论不公也。唯后人颇有为该书辨诬者，《四库提要》卷四十五《魏书》条云︰“盖（魏）收恃才轻薄，有惊蛱蝶之称，其德望本不足以服众；又魏齐世近，著名史籍者并有子孙，孰不欲显荣其祖父？既不能一一如志，遂哗然群起而攻。平心而论，人非南（史）董（狐），岂信其一字无私？但互考诸书，证其所著，亦未甚远于是非。秽史之称，无乃已甚之词乎？”
　　《释老志》分述佛道二教，而以佛教为主。该文有关佛教方面，其初略述佛教大意及传入中国之简史，而主要内容则为对元魏一朝佛教之描述，故该文可视为北魏佛教史略。其中较为治史者所重者，有下列诸事︰
　　其一，本文对元魏僧官制度之施设始末，皆曾叙及。其文有云︰“皇始（道武帝年号）中，赵郡有沙门法果，戒行精至。（中略）太祖闻其名，征赴京师，后以为道人统。”此实为中国僧官制度之开始。此外，文成、孝文诸帝之僧官制置，皆曾述及。而于僧籍、僧律、寺职等问题，亦偶有论列。
　　其二，本文于北魏诸帝对佛教之态度，叙述颇多。其中太武帝之排佛事件，为中国佛教之第一次浩劫。此事件在本文中有颇详细之记载，对助成其事之崔浩、寇谦之二人之态度，亦有描写。
　　其三，佛教经济问题，颇为现代佛教学术界所重视，而此文即曾提出一佛教经济史上之重要事项，即北魏僧祇户、佛图户之设置。其文云︰“（沙门统）昙曜奏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即为僧祇户，粟为僧祇粟，至于俭岁，赈给饥民。又请民犯重罪及官奴，以为佛图户，以供诸寺扫洒，岁兼营田输粟。高宗并许之，于是僧祇户粟及寺户遍于州镇矣。”
　　举此三项，可见其文之史料价值。唐·道宣《广弘明集》卷二收有此文，然有增删之痕迹，且附有道宣之评语。
　　《魏书·释老志》是北齐魏收（506～572）编写，并于天保五年（554）奏进的，上距道安时代已经过了一百多年了。在冢本善隆的《魏书·释老志译注》序文里，把魏收时代的背景说得很清楚，这是佛教气氛很浓的时代（魏收的小名叫佛助），了解这个背景，对理解《释老志》很重要。这个背景有几方面需要特别说明。
　　首先，是那个时代太乱。6世纪上半叶，曾经强盛一时的北魏开始衰落。528年。尔朱荣因为不满胡太后立元钊为帝，进攻洛阳，把太后、皇帝、皇亲国戚、文武大臣两千人统统杀掉。他拥立长乐王为庄帝，结果惹得已经逃往南朝的北海王元颢，领了江淮兵来攻打洛阳，占领洛阳后自己当皇帝，可是元颢顶不住尔朱荣的反攻，匆忙逃跑中被捉住杀掉了。被尔朱荣扶持的庄帝，又觉得当傀儡的日子不好过，于是，想方设法把尔朱荣骗进宫来杀了。尔朱兆再次率军攻进洛阳，大肆抢掠烧杀，并把庄帝捉到晋阳，关在三级寺里面，冬天不给避寒的衣服，生生地把他折磨死，另外立元恭当皇帝。不久，渤海人高欢又把尔朱氏打败，收复洛阳，平定并州，基本控制中原。532年另立元修为皇帝。元修也不能忍受当傀儡的生活，在534年逃到鲜卑人宇文氏控制的长安，高欢便另立孝静帝元善见，放弃被杀掠得千疮百孔的洛阳，迁都到邺城，于是形成了所谓“东魏”和“西魏”，这才算稍稍安定下来。这就是魏收刚刚走上仕途时代的状况，正是这样的时代，信仰宗教或者说需要宗教的人越来越多了。
　　其次，出家的佛教徒越来越多，寺庙也越来越多，据说，正光以后（520），因为战乱，官方征兵很频繁，可是皇帝崇尚佛教，佛教徒有豁免权，所以“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据《释老志》的说法，在承明元年（476），北方僧尼大概是77350人，到兴和二年（540），已经有两百万之多。以洛阳为例，洛阳当时有十万九千户人家，可是佛寺有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平均八十多户一座寺庙，如果一个寺庙50个僧尼，那么平均一户就养一个僧尼。这还不算南方，“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在南方的佛教徒数量恐怕不比这个小。这对于以赋税支持的国家来说，负担很重，后来好多灭佛事件，都和这一点有关。
　　出家人多了，寺庙当然就越来越多。据统计，承明二年（476）有6478座寺庙，到了延昌二年（518）也就是40年左右，翻了一番，是12727座，20年后的兴和二年（540），又翻了一番多，有三万座了。有人认为中国没有宗教很狂热的时代，其实不对，壮观的石窟、巨大的寺庙、特别庞大的佛像是怎么来的?尤其是在胡人占据帝王之位的时代，中国也是有过宗教时代的！
　　《洛阳伽蓝记》这部书很有价值，好多前辈学者都很仔细地对它进行过研究，其中卷四说北魏后期的洛阳，王公贵族的宅第，好多都成了寺庙，为什么?因为有的崇拜佛教，就捐出来做寺庙，有的死掉了，也变成了佛寺，所以当时是“寿丘里闾，列刹相望”，比如河间寺，据说看上去就像“蓬莱仙室”，昭曦寺是宦官建的，“积金满堂”，一佛二菩萨的塑工非常精致，长秋寺也是宦官建的，据说金光闪闪，满城都看得见，里面有举行法会的，有变戏法魔术的，民众踏青的时候，正好是浴佛的前后，热闹得很，仅仅是建阳里，就有璎珞、慈善、晖和、通觉、晖玄、宗圣、魏昌、熙平、崇真、因果十个寺，一共两千多户人家，家家都信仰佛教供养僧人。
　　最后，那时的佛教，基本上经典和理论建设都已经很成熟了。《释老志》说，那时佛经已经“大集中国”，基本典籍已经都翻译了，据说已经有415部，1919卷，在北方大小乘佛教都有传播。最值得注意的是，当时鸠摩罗什翻译的各种大乘经典开始流行，其中最流行的是《维摩诘经》和《金刚》、《般若》两部，魏收时代最有名的佛教徒是道弁、稍后是灵弁、昙无最等等。按照塜本善隆的说法，除了《维摩诘经》之外，《胜鬘经》也开始盛行，江南引进的《华严经》也开始流行，逐渐形成了三个取向：一个是大乘压倒小乘的趋势（小乘逐渐边缘化，或者融入禅学），一个是形成了“义学”，即学术和义理为重的佛学风气（排斥实践和苦行的宗教风气），另一个是佛教贵族化的趋向（大寺庙与名僧人的权势高涨）。正因为佛教有了权力和利益，也产生了奢华和腐化的状况，而且由于有利益和有权势，佛教内部的矛盾也就开始出现了。在魏收的时代之前就已经有了，比如，早些时候佛驮跋陀罗在长安很红火，守旧的一批和尚大为不满，觉得侵占了地盘，道恒等等人就攻击他们，吓得很多信仰者四散，佛驮跋陀罗只好带了弟子慧观等49余人南下庐山，连当时的皇帝姚兴试图挽回都没有办法。又如，在乞佛炽盘占据凉州的时候，河南来了两个僧人特别得到崇信，权力很大，但是他们没有佛教学问，对于有学问的和尚就迫害很厉害，赶走了昙无毗和玄高，一直到后来长安的昙弘法师到那里解释，当权者才幡然悔悟。这一类事情很多，像禅宗的达摩，曾经被人六次下毒，惠可被守旧的道恒和县令翟仲达迫害至死。这都是宗教内部冲突的故事，“可以同患难，不可以同享福”，这是惯例，可见那个时候佛教已经很兴盛很热闹了。
　　据《续高僧传》说，那时是佛教的中兴时代，当时的邺都，“都下大寺，略计四千，见住僧尼，仅将八万。讲席相距，二百有余，在众常听，出过一万”。日本京都据说有一千多个寺庙，如果《续高僧传》说的是真的，那么，当时的邺都看来比京都的佛教气氛还要浓厚，而魏收就是在这里生活的人，他之所以写《释老志》，就是因为那时佛教确实是社会和历史上不得不大书一笔的现象。其实，比魏收更早的魏孝文帝时代，阳尼就向皇帝建议，修史书的时候“佛道宜在史录”，魏收看到这种现象，把《汉书》中原有的《河渠志》和《艺文志》取消了，却加上了《释老志》和《官氏奉》，他在上表中特意申明，“时移世易，理不刻船”，就是说，不能刻舟求剑而应当与时俱进，历史著作的内容要随着记载时代特征的变化而变化。

摘自《拓跋氏佛教溯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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