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 河

　 古人云，欲为良史，须具才、学、识，号为“三长”，是史家运用文字对史料进行组织和叙述的能力，学为所习得的相关专业知识的积累，非才无以成学，非学无以骋才。而识在三者之中最为重要，可以说是统帅才学二者的灵魂。 潘桂明先生所著《中国佛教思想史稿》积学宏富，叙致通达，其间所体现的推崇知识、倡导独立批判等价值取向，增强了这部书的思想性，对佛教界和学术界都具有启发意义。

　《史稿》欣赏一些高僧身上体现出来的独立品格。中国具有悠久的专制传统，权力笼罩一切，各种文化都堕落成为王权的附属物，由此养成了传统士大夫的依附性。佛教属于出世间法，在传入初期也确实与政治权力保持了相当的距离，终久无法脱离依附政治权力的基本规律，道安“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权宜被断章取义为投靠权力的借口，当政者也将佛教视为加强统治的辅助手段。这种传统只能培养一些权力崇拜者，宗教神圣性、思想创造性、人格独立性都无从谈起。在这种情况下为数不多的几位能够坚持其独立品格、拒绝依附于权力的高僧就可敬了，也不难理解潘先生何以如此欣赏“高卧庐阜”的慧远主张“沙门不敬王者”了。慧远生活在王权衰微的时代，又得到了士族的崇信和支持，故而可以“抗颜九重”。相比之下，生活在陈隋之际的天台大师在王权的笼罩下，他“策步荆湘”、“栖隐天台”，试图独立于隋王朝的政治权力之外，当其努力无济于事时，甚至“坐化石城”，以结束生命为代价。潘先生认为：“在彻底放弃了义理探讨和学说建构之后，亟亟于现实利益和当下补偿的扭曲心理，能够真正给人以精神的满足吗?在缺乏高层次文化环境的领域，在没有精神追求的佛教界，难道还会有奇迹出现吗?”（第3卷第420页）既然使寺院高僧保持独立意识的那种高雅文化无力对抗权力的逼迫，自然就会“造就部分知识僧侣对政治的敏感，与之伴随的必然是对真理的冷漠和对理性知识的厌倦”（第3卷第471页）。中国佛教思想的日渐贫乏，“使义学高僧或丛林禅师不断丧失佛教主导权”，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中国佛教的日渐功利化和低俗化。

　　《中国佛教思想史稿》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佛教作为古代印度反对婆罗门教的沙门思潮中的一种，其四谛法门具有很强的社会和思想批判性。佛教传入中国后，这种批判性受到了王权至上的阻遏，并逐渐被扭曲，一些高僧大德不惧淫威，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史稿》探讨中国佛教在艰难的社会环境中所体现出来的某种批判性， 无论是对中国佛教自身发展弊端的反省，还有对世道人心邪恶的揭露，是古代知识精英发挥其社会规范和指导作用的体现，是保证社会生活在理性轨道上公平运转的精神力量。 《史稿》对中国佛教批判性的沉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这种反思在某种意义上已经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上升为对中国文化的某种传统的批判。三论吉藏的“四重二谛”说具有批判性(否定)的哲学思辨，结果“作为学派的三论学可以在论辩中所向披靡，但作为宗派的三论宗则必然失去发展条件。”（第2卷第19l页）这种现象一再重演，潘先生说：“所谓文化传统，它的时代特征首先是批判的，唯有批判才使文化不致陷入平庸，唯有批判才能实现文化的进步，使传统在发展变化中得到更新，传统不是守旧和愚顽的遁词，而是创新和革故的源泉，若不能向未来敞开无穷的可能性，这种传统是不值得留恋的。”也许基于这方面原因，《史稿》没有不加分析地使用“圆融”、“中国化”等词语。

　　《中国佛教思想史稿》推崇知识和理性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潘先生认为是天台、慈恩、清凉、圭峰等挺起了中国佛教的脊梁，他们具有高才卓识和深厚学养，是时代精英，能执当时思想界的牛耳，也使佛教产生了重大影响并走向繁荣昌盛。其二，潘先生对中国佛教史上严重的反知倾向进行了深刻的省察。我们知道净土宗以称名念佛为“易行道”，主张废弃经教，通过一心称名而欣求往生于极乐世界；禅宗则自居“教外别传”，讥贬讲经说法为“说食数宝”。中唐之后，净土宗与禅宗非常盛行，前者如釜底抽薪，后者似扬汤止沸，使中国佛教走上笼统和颟顸的歧路。针对那种逐渐形式化的称名念佛，潘先生指出：“缺乏理性的观照和支持，绝对信仰容易导致盲目趋求；放弃个体的自觉和自信，容易造成自我思想放逐。……净土信仰者对持名念佛的兴趣，往往形成为己的功利性、实效性追求，远离丰富、高雅的精神生活，这与佛教的思想原则和精神本质并不一致。”（第2卷第499页）潘先生对禅宗末流的说到：“当人们放弃对外部世界的认识，转向自身心性的关注和体验时，也就容易背弃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对知识的竭力排斥态度，意味着拒绝参与外部世界的认识和改造，这有悖于人类的文化发展、文明进程规律。当禅者仅仅关注于自身心性，放弃客观知识追求时，实际上已经转化为对现实社会人生的肯定。”轻视知识和理性是小农思维的典型特征，“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被许多学者认为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潘先生对此有冷静的思考：“禅宗思想体系在发扬直觉思维、批判概念思考的同时，协助儒、道共同阻碍了近代思维的形成”；“破除二元对待认识，非议理性知识的结果，使原本极其贫乏的知识传统消解殆尽。……不见得是理想的文化取向。”这确实值得关心民族文化前途的学者们深思的一个方向性问题。

　　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史稿》对中国佛教历史反思的那些思想底蕴，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出了中国佛教思想通史的意义，上升为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反省和批判。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都可以喊的一个口号，谁能理解真正的弘扬，首先了解文化传统的缺陷。潘先生所著《史稿》并不是简单地叙述中国佛教的往古来今，更重要的在激发人们对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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