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无锡放生比较好的地方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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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世界宗教文化》2005年第2期
3、“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提起历史上的南京佛寺，相信每个人都会吟诵起杜牧的这首千古名篇《江南春》。的确，佛教自东汉末年传人南京，南朝时各朝先后建都于此，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南京佛教盛极一时，成为全国重要的佛教中心，佛寺多达700余所，“南朝四百八十寺”为当时南京佛教、佛寺繁盛的形象说法。南朝以后，南京政治地位下降，佛教时有兴盛，断续发展，但已远不及南朝，佛寺数量大减。到了明代，南京先后作为首都和留都，政治地位提高，再次成为全国的重要佛教中心，佛寺大量修建，为南朝以后又一高峰。
4、登载明代南京佛寺最多、最详细者为明人葛寅亮所编著《金陵梵刹志》。葛寅亮，字水鉴，号屺瞻，明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进士，先后任福建提学参议、湖广提学副使，寻授南京礼部祠祭清吏司郎中。明朝制度，礼部“掌天下礼仪、祭祀、宴飨、贡举”，祠祭司“分掌诸祀典及天文、国恤、庙讳之事”，“凡天文、地理、医药、卜筮、师巫、音乐、僧道人，并籍领之”(《明史·职官志》)。可以说，南京佛教、佛寺之事正是葛寅亮主管诸务中的一项。其时，南京佛寺中制度涣散，寺田流失，佛寺萧条，颇不利于佛教的维持和发展，也影响了封建制度的巩固。葛寅亮到任后，将具备规模的佛寺按照“就近”原则，分为大、次大、中、小几种类型，以大寺统次大寺、中寺，次大寺、中寺统小寺，实行严格统属管理。他清田定租，“先朝之赐田以赡缁流而久夺于豪右者，皆悉力复之”(《苍霞余草》卷1《宪使屺瞻葛公颂德碑》)，并拘集佃户确定寺田租额。他主持订立佛寺各项制度，包括行政管理制度、经济管理制度、教育制度等。为了巩固和记录改革成果，他编集《金陵梵刹志》，详载各佛寺类型、位置、沿革、殿堂、公产、艺文、制度等。因此，《金陵梵刹志》是登载明代南京佛寺最多、最详细者，其权威性、可信度相当高。
5、那么，《金陵梵刹志》究竟登载了多少佛寺呢?其凡例称共登载大寺3所、次大寺5所、中寺32所、小寺120所，计160所。但是，根据我们的统计，该书实际上登载大寺3所、次大寺5所、中寺38所(上、下瓦官寺，原文作一所，实为二所)、小寺130所，计176所。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金陵梵刹志》于万历后期编集，当时登载160寺；不久，葛寅亮“适请告去”，未能刊行；天启年间，他任南京尚宝司卿，为《金陵梵刹志》作序刊行，又对登载佛寺稍作增补，但凡例中的相关内容未遑修改，以致矛盾。《金陵梵刹志》登载的佛寺及其在书中的卷数，请看附表：
6、另外，该书卷53在介绍各寺公产时，又补充了有寺田的4所佛寺，即窑墩庵、西坟庵、清溪庵、万松庵。这样，《金陵梵刹志》登载佛寺应为180所。
7、《金陵梵刹志》作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左右，其所登载180所佛寺大体反映了当时南京存在的佛寺情况。另外，该书卷2《钦录集》洪武二十一年条记载，明初在凤台门附近有罗汉寺；洪武二十一年条记载，明初在南关外有百福寺；卷33罗洪先《冬游记节文》记载，明中期在凤台门外祝禧寺附近有万岁寺。
8、总计，《金陵梵刹志》中有名称的明代南京佛寺共183所。
9、在其它一些史籍，包括南京的各种方志、野史笔记、明人文集、高僧传等，以及最近考古发掘中，我们还发现了一些明代南京佛寺的名称，共计24所。明代南京佛寺的总数，由于资料缺乏，回答这一问题相当困难。但是，我们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对它作一估计。其《金陵梵刹志》中记载有万历后期南京大、次大、中、小佛寺约180所，另有“最小不入志者百余”(《金陵梵刹志》凡例)，加上其后所建，则至明末南京佛寺起码应有300所。
10、《金陵梵刹志》所载及其所谓的“最小不入志”的佛寺中不知是否包括那些私创佛寺。众所周知，明代一直不允许私创佛寺。万历十三年(1585年)正月，明神宗先是“诏毁天下私创庵、院”，数日后又令停止执行，“仍禁以后不得私创，犯者重拟”(《明神宗实录》卷。这样，就默许了那些私创佛寺的存在，也为私创佛寺的进一步出现提供了条件。如果所谓的“最小不入志”佛寺即是这些私创佛寺，则明代南京佛寺总数也就是上面所估计的300所左右。
二、普陀山怎么联系放生的师父
1、所谓的“最小不入志”佛寺也可能不包括那些私创佛寺，因为毕竟它们没有明确的合法身份。作为南京礼部官员的葛寅亮，在《金陵梵刹志》中也不会提及它们。如果这样，那么明代南京佛寺数目还应更多，问题也更复杂。对明代南京的私创尼寺，时人有一些模糊的记载。如，嘉靖年间，南京礼部尚书霍韬拆毁南京尼寺及变相尼寺近140所后，迨其离任，人称“尼复集，庵复兴，更倍往日矣”(《万历野获编》卷27《毁黄姑寺》)。这能给我们一些提示。明代后朗的私创尼寺即使是以同于霍韬所拆毁者计算，也应有150所。私创尼寺有150所，则即使按保守估计，整个的私创佛寺起码应有300听。这样，明代后期南京佛寺总数应在600所以上。
2、南京：中国佛教史上的学术中心
3、南京是我国江南地区最早传播佛教文化的地区之也是近代中国佛教文化的传播、研究中心。
4、从东吴到南朝，一代代译经大师在建康（今南京。我国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在此建都。亦曾名金陵）翻译了佛教经典约500部，2000多卷，使建康成为全国重要的译经中心、义学基地，对全国佛教义理的弘传与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孙吴时，佛经翻译家支谦在此翻译佛经36部，48卷，这是南京有佛教经典的开始，对佛教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其中《大阿弥陀经》、《般舟三昧经》为汉地净土宗思想奠定了基础。东晋时，建康道场寺云集了佛陀跋陀罗、法显、宝云等高僧，翻译了《大方广佛华严经》、《摩诃僧祇律》、《大般泥洹经》等许多经典，为大乘瑜伽学说的东传开了先河，极大促进了佛教义学的发展。法显在道场寺翻译了6部佛经，共100多万字，还写成了与玄奘《大唐西域记》齐名的《佛国记》，这是我国第一部记述当时中亚、印度和南海诸国山川地貌和风土人情的著作。宝云也游历过印度，精通梵文。他在道场寺译经的时间最长，质量也很高，有“江左译经，莫不推宝云为第一”之说。提婆（古印度佛教中观派的创始人龙树的弟子）在建康讲解《阿毗昙心论》，从此毗昙学在我国南方流传开来。他还在建康主持重译了《中阿含经》60卷，校改了《增一阿含经》51卷，为上座部佛教的传播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赵朴初指出：“在六朝时期，南京作为中国政治上的正统和文化上的中心近300年。在中国创立的大小乘各宗派，无不与南京有关……在中国佛教史上，南京作为佛教学术的中心是当之无愧的。”
5、六朝时，各地高僧在建康译经，还带动了讲经之风盛行。南朝时，建康城里讲坛遍布，法会听众如云。传说梁武帝时有个云光法师，在建康石子岗开坛讲经，一次他的讲经感动了上天，以至于“天花乱坠”，天空中飘飘扬扬地下起了五颜六色的雨，滴落到地上变成了一颗颗晶莹圆润的小石子，上面还有五彩斑斓的花纹。人们称这些小石子为“雨花石”，称云光法师讲经的石子岗为“雨花台”。
6、南京不仅曾经是闻名全国的译经中心之而且也是名扬中外的刻经中心之一。明代南京就刻印了3种版本的《大藏经》：《洪武南藏》收佛典1600余部，7000多卷；《永乐南藏》收佛典1625部，6331卷；报恩寺刻印报恩寺版《大藏经》。清末，杨仁山居士在南京创立的金陵刻经处，是我国第一家融经籍收藏、雕刻、印刷、流通和研究于一体的佛经出版机构，致力于佛典的搜集、整理、刻印。杨仁山委托日本佛教学者南条文雄在日本搜集了中国失传的佛典经疏300多种，择要刻印了3000多卷，使三论宗、唯识宗、华严宗等重要佛教宗派的教义重新昌明。杨仁山在40余年的时间里，共刻成木版经书211种，经版4700多块，印刷佛典1155卷。目前，金陵刻经处已成为世界范围内汉文木刻版佛经的出版中心，每年刻印10多万册佛教经籍流通至国内外。这里还是木刻佛教经像版的收藏中心，藏有从全国各地收集的各类经版及自刻经版13万多块（含佛教典籍1500多种）、佛像版18种和大批珍贵的古代佛经，许多古老的经版至今仍被用于印刷佛经。
7、1907年，杨仁山设僧学堂祇洹精舍，创办近代佛教著名的居士道场，培养了欧阳竟无、梅光羲、太虚、仁山等僧俗佛教人才。1910年，他建立了佛学研究会，研究佛学，宣讲佛法，培养了许多学者。杨仁山的高足欧阳竟无是近代中国的佛学大师，他苦心经营金陵刻经处及佛学研究部，并创立了支那内学院，培养了不少佛学研究人才。金陵刻经处第三代传人吕澄先生，在研究与传播佛教文化方面亦有非凡建树，对现代佛学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
8、金陵大报恩寺位于南京城南古长干里，即今南京市中华门外的雨花路东侧。大报恩寺是明成祖朱棣为纪念父亲朱元璋和母亲而建的一座皇家寺院，其前身是东吴赤乌年间(238-建造的建初寺及阿育王塔。建初寺是江南建立的第一座佛寺。明代大报恩寺是中国的佛教中心，与灵谷寺、天界寺并称为“金陵三大寺”，下辖百寺。
明清两代，三藏殿一直是大报恩寺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寺院中部分布了两个院落，偏北的院落是寺院管理机构的所在地，主要包括方丈室、库房等。偏南的院落名为禅堂，包括请经房、三藏殿、观音殿、静室等建筑，这里是僧人学习佛法、参禅静修的场所。明代三藏殿和埋藏着玄奘法师顶骨舍利的白塔相邻，因此以“三藏”为名。太平天国时期，大报恩寺塔塌寺毁，地面建筑几乎荡然无存。清末有僧人重建了三藏殿，一直保留至今，这时的三藏殿已不单单是一座殿堂，而是以三藏殿为主殿的一片建筑群。从2015年起，南京建初寺在原大报恩寺三藏殿的建筑基础上逐步恢复并开放，以学教和修持为根本，弘扬其作为江南首寺的修学传统，传承千年佛脉。
在报恩寺设立义学，教育僧徒自古有之。《憨山老人自序年谱实录》一书记载：明隆庆四年，憨山大师22岁时，报恩寺住持于三藏殿“设义学，教僧徒，请予为教师，授业行童一百五十余人。予因是复视左传、诸子古文辞”。三藏殿作为大报恩寺学修之所，历来有高僧大德开设讲席，为后学讲经说法，答疑解惑。如憨山大师在。《憨山老人年谱自叙》中记述他在十二岁时，从南京报恩寺西林永宁禅师出家。当时，无极明信禅师正在报恩寺三藏殿讲经。永宁禅师于是携德清禅师前往礼谒。
《憨山老人梦游集·西林大和尚传》记载：
初请先师云谷和尚，住三藏殿，教诸习禅者，于是始知有禅宗。数年先师去隐栖霞，适守愚先师南来。五台陆公为祠部主政，谓祖翁曰：“顷见高僧守愚法师，讲演甚明，当请至寺，教习僧徒。”翁即礼请先师，居三藏殿，设常住供赡，选僧数十众，日亲领往听讲，从此始知向佛法。
西林永宁禅师那时是大报恩寺住持，也是僧官，见到江南佛法不兴，僧众不学经藏而为文人墨客所轻慢，故请云谷法会禅师来三藏殿教习禅法，后来又请华严宗守愚法师讲授贤首教法。在这里憨山、雪浪第一次遇到了对他们以后影响巨大的恩师守愚法师。憨山后于慈恩寺禅堂听守愚大师讲《华严悬谈》恍然了悟法界圆融无尽之旨意，并受证于守愚大师。清代弘方法师所作《贤首宗乘》一书记载了守愚大师将华严宗法脉付嘱于雪浪洪恩法师。三藏殿的讲经为憨山后来的证悟以及雪浪继承光大华严宗结下了善缘，种下了菩提。
《憨山老人梦游集·雪浪法师传》记载了雪浪法师登座讲经：
尽扫训诂俗习，单提本文，直探佛意，拈示言外之旨，恒教学人，以理观为入门。由是学者耳目，焕然一新。且以慈摄之，以威折之，一时聪明特达之士，无不出其座下。始终说法，几三十年，每期众多万指。
可见到雪浪一代，南京讲学风气复兴矣。
9、南京电视台“公益南京”采访善司寺净朗法师
10、大菩文化江苏讯2020年1月7日上午，善司寺净朗法师与南京电视台“公益南京”一起走进南京祖堂山福利院，看望福利院孤寡老人，用实际行动，传递温暖，奉献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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