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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神秀(606-，俗姓李，陈留尉氏(今河南省尉氏县)人，他少年时代曾经学习儒道经典，据《传法宝记》载，隋末时，王世充起兵，致使河南、山东一带饥疫遍地。神秀到荥阳筹粮，遇到一位善知识，便随其出家。唐高祖武德八年(625年)在洛阳天宫寺受具足戒。从此钻研三乘经论，四分律仪，多有心得。至50岁时，听说蕲州黄梅县双峰山弘忍禅师是禅门宗师，大启法门，乃翻山越岭，不远千里前往礼谒。相见接谈之后，顷心推尊，叹为“此真吾师也”，便投于弘忍门下，从事打柴汲水等劳役以求法。服勤6年，夜以继日，深为弘忍所器重，擢为上首弟子。

2、真谛（499—569），梵文Paramārtha，原籍西天竺优禅尼国，出身婆罗门族。少时博访众师，学通内外，尤精于大乘之说。少时博览群书，精通佛理，立志周游诸国，弘阐佛法，不畏艰险，到达扶南国(约当今柬埔寨)。

3、恰逢梁武帝派官员张汜送扶南朝献使返国，顺便求请名僧和各种大乘经、论，扶南国便与真谛商量，请他应命携带经、论入梁。真谛素闻梁武帝崇奉佛教，中国名僧济济，可以行化，欣然答应了扶南国的要求，随张汜扬帆渡海，于梁中大同元年(546年)八月十五日到达南海郡（治今广州)。又由南海郡陆行北上，翻山越岭，走走停停，共经2年，于太清二年（548年）闰七月抵京城建康，此时真谛虚龄已经50岁。

4、真谛始达建康，受到朝廷热情欢迎，梁武帝亲加顶礼，并把他安置在华林园宝云殿供养，准备译经。但就在这年八月，发生了侯景叛乱事件。十月，京城陷落，武帝被囚，士庶奔逃，真谛只得离京避难，朝着东南方向，辗转来到东扬州富春县（今浙江富阳县），受到县令陆元哲的招待，安排义学名僧宝琼等20余人协助他在自己家中翻译《十七地论》。由于战乱扩大，只译出5卷就被迫中止。至承圣元年（552年），侯景已在建康称帝，把真谛请还京城，在台供养。而此年三月侯景兵败东逃，京城一带渐渐安定下来，真谛住进了金陵正观寺。此寺原为梁武帝天监年间的译经场所，真谛利用旧有译经条件，抓紧时机，与原禅师等20余人，翻译《金光明经》；次年转至建康县（今江苏江宁县南）长凡里一位檀越家中，继续译《金光明经》，共得7卷。其时侯景之乱虽已平息，梁室的内争却方兴未艾，战火仍在蔓延，江淮一带兵荒马乱，饿殍遍地。真谛在京畿呆不下去，只得于承圣三年（554年）南下，二月抵达豫章（今江西南昌)，住宝田寺，接着又到新吴（今江西奉新县西），在艰难的条件下，仍坚持翻译，一年中译出《弥勒下生经》1卷、《仁王般若经》1卷及《疏》6卷、《中论疏》2卷、《九识义记》2卷、《新金光明经》、《唯识论》及《涅盘中百句长解脱十四音》等经论。

5、承圣四年（555年），真谛来到岭南的始兴郡（今广东韶关市一带），又因太保萧勃之请，于次年回到岭北的南康郡（今江西赣州市一带），连年颠沛流离，不遑宁处，仍随方翻译和讲说。后来萧勃被杀，真谛再度返回豫章，不久取道临川郡（治今江西南城县东南），前往荒陬海隅的晋安郡（治今福建晋江)，寄寓于佛力寺。在这段流徙过程中，先后译出《大空论》3卷，《中边分别论》3卷并《疏》3卷，《正论释义》5卷。

6、当时的晋安郡，还是一个经济落后、文化荒凉的地区。但因为真谛的到来，一些义学僧如智文、僧宗、法准、僧忍等陆续来到晋安，追随真谛受业。真谛在这些僧人的帮助下一边译经，一边讲解，使得晋安郡一度出现“讲译都会，交映法门”的兴旺景象。陈永定三年（559年），真谛已是61岁的老人，僻处在寂寞萧条的晋安，虽然并未终止传译经论的事业，总感到周围的环境，比自己原先设想的相差太远，自己弘扬大乘经论的壮志难酬，萌发了离开中国，另求理想的弘化之地的念头。只是因为道俗的苦苦挽留，他才在晋安又呆了一段时间，并与僧宗、法准、僧忍等一批知名于梁代的僧人重新审订旧译的经典。

7、逾二载，于文帝天嘉二年离开晋安，乘船至梁安郡（恐系梁化郡之误，梁化郡约当今广东惠州市一带），天嘉三年九月，译事告一段落，装备了一艘大船，欲返家乡，不料风向转变，十二月间又漂回广州，受到广州刺史欧阳頠的供养，迎住制旨寺，奉请为菩萨戒师，尽弟子礼甚恭。真谛自来中国，飘泊了16年，至此才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开始了一段比较专心的译经生涯。

8、在广州跟从真谛受业，并助译经论的僧人，有僧宗、法准、僧忍、慧恺、法泰、智敫、道尼等僧人，还有曹毗等在俗弟子。他们有的是从晋安追随真谛来到广州的，有的是特地从都城渡岭前来广州相从的，还有一些是从广州附近州县就近前来问学的。他们中不少人已经是很有成就、享有盛誉的义学宗匠，慕真谛的道德学问，不惮艰辛，远来相寻。他们的到来，给予真谛很大的精神安慰，对真谛的译经事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他们有的担当真谛译经的笔受职责，有的记录真谛的讲义，整理成义疏、注记、本记、文义等行世。所以真谛在广州的7年时间，译出的经论及义疏等，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大大超过了前16年。这一时期译出的经论，内容虽然很广泛，却以《摄大乘论》为中心，大多属于印度佛学大师无著、世亲传下的唯识法相学系的著作。《摄大乘论》正是真谛的专长，也是他远来中国弘化的主要目的。所以他在中国最后几年的经历，虽不能说是称心如意，却也可说是略申怀抱了。

9、真谛译经的态度极其严肃认真，特别注重准确表达经典的原义。他采取随出随书的方法，一章一句都要认真推敲，反复核实，把意义吃透了，才动笔成文。为了保持文义的准确无误，有时不得不牺牲文辞的通畅优美，所以他的译文，具有文质相半的特点，有的地方甚至难免有晦涩难解的缺点。

10、真谛又坚持一边翻译、一边讲解的做法，译经的助手同时又是他的学生。这些学生在他的培养下都成了《摄论》名家。来听他的讲座的还有广州的其他僧、俗多人，经他的教导、熏陶，对《摄论》也都有了甚深的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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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天嘉四年，他应慧恺、欧阳頠等之请，译讲《大乘唯识论》（即《唯识二十论》）和《摄大乘论》等，五年又译讲《俱舍论》。在译经弘道的共同事业中，真谛与助手兼学生们建立起真挚深厚的感情。例如专程从京城赶到广州投于真谛门下的慧恺，先后与真谛同译《摄论》和《俱舍论》，真谛对他有相见恨晚之慨，曾对他说：如果我能更早得到你的帮助翻译经论，那么我的翻译成绩就不致于缺少。尽管如此，现在译出两论（指《摄论》和《俱舍论》），词、理圆备，我也死而无憾了！

2、天康元年二月他应慧恺、僧忍之请，于显明寺重治《俱舍论》译文，再一次阐讲论义。光大元年，重治《俱舍论》完毕，又为僧宗、法准等再讲《摄大乘论》一遍。二年，在南海郡应法泰之请，译讲《律二十二明了论》。是时慧恺在智慧寺不但帮助真谛译经，还帮助真谛讲经。光大二年（568年），慧恺代真谛为僧宗、法准、惠忍等僧人及成名学士70多人讲《俱舍论》。六月间，真谛有厌世之意，往南海北山将欲自尽，慧恺追至挽留，道俗和刺史欧阳頠等跟着都来劝阻，他还居王园寺。八月，慧恺讲《俱舍》未及半部讲说未完，而得病逝世。真谛非常感伤，抚膺哀痛。他觉得慧恺一死，自己如失左膀右臂，惟恐《摄论》和《俱舍》从此无人弘传，对实现自己的志愿是极大的损失。为了悼念慧恺，也为了激励其余弟子，他召集道尼、智敫等弟子12人，到法准房中，共传香火，令弘《摄》、《舍》二论，誓无断绝。事后真谛续讲慧恺未讲完的内容，讲到第五《惑品》，终因哀伤过度，发病停讲，至第二年宣帝太建元年正月十一日入寂，终年71岁。

3、弟子法海收集他的文稿，编为部轴。真谛平时生活严肃，在广州时常别居水洲，衣食之奉，节俭知足。弟子等受他的熏陶，也都勤奋禀学，晨夕不懈，形成一种刻苦笃实的学风。及真谛殁后，弟子们分归各地，弘传其学，因而形成摄论师学派。

4、晚融老和尚字宣航，1957年经上海圆照大和尚指引前往江西云居山真如禅寺，礼拜禅宗泰斗上虚下云老和尚出家，三年后文革运动强迫僧人还俗，晚融老和尚遂告别恩师连夜下山。临行前虚云老和尚亲赠祖衣，**及多件法器。主持佛法大兴之时。担当如来家业。弘法利生。正是这份嘱托的激励，使得晚融老和尚一生精进勇猛，不退初心，弘扬佛法，饶益有情。半个世纪以来，老和尚足迹踏遍祖国各地，参修于多处名山古刹。先于上海追随华严座主应慈老法师，学习华严五年之久。后于来果禅师座下参禅彻修，老和尚住山苦行时修，持头陀行十二年，坚持日中一食，冬天化雪为水，在五台山茅棚闭关三载之余，并得十世班禅大师加持，修持上显密圆融。通达无碍。老和尚一生恒持楞严不辍，修守楞严大定。并于八十二岁高龄礼华严经，一字一拜，三年功胜圆满。华严境界感悟于心。老和尚出家四十九年，教演华严，道济禅宗，行尊达摩，仰归兜率。一生持戒精研，勇猛精进，视为人天之典范。老和尚临走示现，示寂数不胜数。

5、于2006年冬月初五凌晨四十八分安详圆寂。

6、光德禅师（公元1915——1993年）浙江临海（今椒江市）人，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正月，出生于一个王姓工商业家庭，家境殷实，家中世代信奉佛教。光德禅师7岁时，罹患痼疾，久治难愈，为保全幼子，父母将他送往宁波白衣庵，拜智海法师求度，法师收留了幼年的光德。不久，父母双亡，智海法师把他送进了宁波佛教孤儿院学校就读，其间，他的病竟不治而愈了。家庭的变故，加之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奇迹，深深震动了年幼的他，他在校就读时期，表现出了强烈的勤苦精神，智海法师深为感动。于是决定为他寻找一位比自己更合适的师父，为他剃度，长养慧命。在他13岁这年，智海法师带他来到了宁波观宗寺，正式礼倓虚上人披薙，上人赐号“光德”。在亲近倓虚上人的数年间，一面继续努力学习各门科学文化知识，一面受上人耳提面命，孜孜以求的学习佛教经典义理和日常行持。倓虚上人欣喜的看到，在他的培养之下，少年的他已经一天天成长为一个威仪具足，学修兼长的佛门后起之秀。

7、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0年）11月，圆瑛大师于宁波天童寺开坛传授“千佛大戒”，一时海内佛子云集，成为当时轰动佛教界及社会的一件盛事。倓虚上人也特意选送了师参加这次受戒，依圆瑛大师得具足戒。和师同时得戒的还有明暘、觉光等当时一批青年佛子精英，后来都成了当代佛教的砥柱人物。戒期结束后，师又被倓虚上人安排赴北京弥勒学院学习，当时正适太虚大师来学院讲学，长老得以亲炙大师讲席，佛法修为自此日新大进。

8、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20岁上的光德禅师已经声誉渐起，当时东北的伪“满州国佛教总会”会长、哈尔滨极乐寺方丈定西法师邀师赴东瀛京都僧尼学院留学。光德禅师居留日本期间，遍访各地大大小小的寺院，对于中国佛教和日本佛教的渊源关系，以及两国佛教徒之间绵延不绝的友谊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体会。

9、然而伴随民国三十六年（公元1937年）“庐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野心暴露无遗。两国民间关系也迅速恶化。在祖国陆沉，中华民族最危急的时刻，光德禅师再也不能平静的继续自己的学业了，他不顾日本师友的挽留，毅然回到了国内，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的滚滚洪流中去，表现出了一位爱国僧人高尚的人格操守和可贵的民族气节。

10、回国后，光德禅师历任奉化岳林寺、宁波慈济寺、阿育王寺、七塔寺等诸大丛林的监院等职，他协助圆瑛大师募集救济款，组建宁波爱国僧侣救护队；创办难民收容所，救治和收容蒙受创伤和流离失所的难民，为他们提供衣食。他还积极响应弘一法师“念佛不忘救国”的号召，在寺院僧众和社会信徒中间进行抗战宣传，鼓动广大佛教徒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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